全市乡（镇）宣传委员到昭通日报社交流学习

四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定位，认真履行职责，紧紧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

该国的金融系统以银行为中心，并与政府和产业界有着密切联系，其严格的监管方式使国内机构受到特殊照顾。而就在那之后，日本开始了通货紧缩和国际关系大幅恶化的失去的十年。

（劳伦斯•萨默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进入专题： 经济评论 。这种观点无助于解释日本的资产泡沫及其破裂，也不能为人们提供理论依据，阐述日本原本可以采取何种措施，促进经济向内需拉动型转变从北京进站台上车时我虽然没有拿什么东西，但还是挤出了一身汗，开车后上厕所，厕所的窗户也关不上，解开衣服冷风直贯心胸，当时就顿感不妙，回来发高烧，感冒一星期。我们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以为坚持国营就维护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仍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在作怪，事实上所有公有制企业追求的也都是具体的利益，即集团或部门利益，这是公有性质决定的，也为实践所证明。可叹的是，我们改革已经二十多年了，理论界还把一些所谓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厘定为必须实行公有制，由国家来控制。

我常坐T35-36次车，我观察，这列车大约挂十四五节车厢，但分成4个等级，有硬坐、软坐、硬卧、软卧、还有餐车、行李车。今年春节前几天，我回济南，乘坐T35特快。目前，已经有人给转轨国家下了准确定义：国有制为主导转为市场为主导、私人经济为主导的历史性转变的国家。

那怎么会出现清楚的正确改革方向？ 刘：邓小平是说过这句话，这是在改革的初期说的。作者说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所以，我们一定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而不能笼统地讲坚持改革方向。准确就是正确把握基本路线的科学内涵，不能加以曲解。

开放是保持主权和增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开放，不是让外国资本主义控制我们。总之，人民社会主义模式五个特征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都没有了，还叫什么社会主义。

杨：刘先生今天讲得很深刻。假如把转轨限制在国家行政计划指令为主转向市场调节为主，还说得过去。邓小平的预见不是无的放矢。1987年3月 8日讲：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这也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大多数劳动人民不希望这一点，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会走上这条路。多年来我们注意抓干部的各种专业学习，但却很少组织党和国家各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特别是多年不组织干部学习重要的马列原著。如果不讲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当然也不会有按劳分配为主体，那就只好按资分配和按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分配，引向两极分化。

但是可以放手让马克思主义者在主流媒体上对这种企图改变党、国性质的错误思潮，进行彻底的批判，以防它搅乱人们的思想，误导改革的方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

几年前他们在北京开会时，我就讲过转轨国家的提法不妥当。好像改革既然是时代大势所趋，可以不管什么方向不方向，只要是改革就好。

刘：是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纲，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基本路线在新时期的理论升华和展开，是基本路线基础上的创新。只是在歪曲解释恩格斯1893年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胡诌《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以此论证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正宗上面，与他国内先行同行相比，有独到之处。（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四要素。江泽民在十四大前中央党校讲话中，在解释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而省去有计划三个字时说，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计划性的问题。的确，这个问题很重要，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满口讲的都是改革，国内理论界也有许多人打着改革的旗号贩卖自己的私货，请您着重谈一谈这个问题。这也是打左灯向右拐的必然现象吧。

第二，谢先生知道，在我们体制内部，有一小部分理论糊涂者、思想变节者，特别是利益攸关者，同情、响应和照着谢先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方案，用打左灯、向右拐的办法人不知鬼不觉地去干。邓小平在1986年9月 28日就说过：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但是现在经过谢韬先生的指点，才晓得原来在他们眼里，中国执政者也这样，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些国家创造的一些实际做法，回过头来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我在2005年7•15同教育部同志的谈话中就讲了这点。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猖狂发作，是不是同干部队伍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有关？ 刘：是有关系。

杨：现在看来，全面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基本路线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路线，与基本纲领（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验（十六大总结的十条经验）是相吻合的。应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新东西，不能像有些人污蔑的那样，说我们现在还在搞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模式、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可是，不少人对基本路线淡化了，尤其是喜欢片面地只讲一点，使它变了味。一个官方机构的刊物几次引用瑞典前首相帕尔梅的话说，现在社会主义的定义有160多种

杨承训：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关键时期，科学阐发党的正确路线，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反对错误思潮。杨：刘先生今天讲得很深刻。

但是，经过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十二大到十四大，经过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应该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大体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邓小平和我们党所采取的正确的改革方向，是我们党几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按劳分配为主体是与公有制为主体配对的。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特征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早已有规定，中国改革的创始人和总设计师早已有阐述。

意识形态领域不但要容许多样化更要强调主旋律 杨：这样看来，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很不平静。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些是在探索中缺乏经验造成的，有些是对改革的曲解、干扰造成的。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不能变成市场原教旨主义，不能一切都市场化，把中国改革笼统地叫做市场化改革。杨：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猖狂发作，是不是同干部队伍学习马列主义不够有关？ 刘：是有关系。

对话共七个部分，包括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基本路线、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什么、必须排除错误思潮对改革的干扰、要警惕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错误思潮、意识形态领域既要容许多样化更要强调主旋律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毛泽东时代有不少缺点错误，但这个时代为中国铸造出丰功伟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有些人假腥腥地讲一下社会主义。于是我想，第一，这是谢先生无中生有，对我们党政领导的污蔑。

但有人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连邓小平也说，我们不清楚。我以前认为，中国的右派喜欢讲打左灯、往右拐，大概是出于他们有些人做贼心虚的阴暗心理，就像西山会议有人讲的，现在不好明说，说不得，亮不出来，只能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畏畏缩缩地说出来，这样的心理在作怪，只好打左灯、向右拐。